上海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2011年在杨浦区启动后，已经经历了六年多的探索，然而时至今日，效果仍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。更有调查指出，上海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。

　　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，政府部门、社会多方力量都在努力，其中，社会公益组织的作用不可忽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上海目前有20多个社会公益组织在参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

　　不过，社会公益组织似乎总会遇到一道门槛：面对他们这些“墙外人”的劝说和引导，社区里的居民会买账么？他们的“招数”，能奏效吗？

　　全面排摸调研“对症下药”

　　“肯定不买账，我们的志愿者还曾经被当成推销员赶出来。”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项目总监郝利琼坦言，社会公益组织在促进垃圾分类上更像是“幕后英雄”，发挥协调社区内外各方资源的长处，而不是代替居委会、业委会做社区里的“老娘舅”。

　　她表示，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在全世界都是难题，只靠苦口婆心、挂横幅和发垃圾桶，很难解决问题。社会公益组织要做的，是通过调查，掌握一个社区的特点，进而设计出一套社会动员机制，用社区内外的资源搭配出“配方”，让社区里的居民真正行动起来。

　　据业内人士介绍，一般长期进驻一个社区前，社会公益组织都要做至少一次的全面排摸调研，掌握社区管理层情况、社区基本情况（尤其是租户占比、少年儿童占比、现有志愿者队伍情况等）、社区硬件配备，有必要的话甚至会去翻社区的垃圾桶，直观了解垃圾分类现状。

　　“根据调查结果将社区归类，对症下药。”上海霏霖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秘书长周美峰以上海某区为例介绍说，区内社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：第一种，社区管理层和居民都没干劲，只能做到按规定设置标准垃圾桶。第二种，社区管理层有干劲，也有办法，居民的生活垃圾基本做到干湿分离，同时建有绿色账户积分和兑换体系。第三种，社区管理层和居民的积极性高涨，不依靠小区保洁员的二次分拣，居民自主就能做到垃圾分类，甚至比常规的四种分类分得更细；整个社区形成了稳定的道德约束环境，居民之间互相帮助和督促垃圾分类。

　　周美峰坦言，第三种社区只是凤毛麟角，约有五六成社区目前属于第二种，剩下三成多还处于第一种这样的“原始”状态。

　　主要原因之一是“冷漠”。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，经济、观念都在发展、改变，许多人因此不断流动，生活方式无法稳定下来，成了行为不受组织约束的“单细胞生物”，而许多社区就是“单细胞社区”——人与人之间没有来往，各顾各的，在对待生活垃圾分类等带有公共属性的社区事务上，更是冷漠的，始终持“和我无关”的态度。因此，要促进生活垃圾分类，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，在生活垃圾和居民之间构建起情感关联，让居民认同生活垃圾分类是社区的事，也是自己的事。

　　促进分类要有“公共空间”

　　探访多个参与促进垃圾分类的社会公益组织后，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“公共空间”。许多社会公益组织一致认为，社区里形成一个公共空间，是促成生活垃圾分类的必要前提。

　　“我看到时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郝利琼说的是浦江镇的一个社区，2014年，爱芬环保进驻该小区推动垃圾分类。起初，小区大门口有一个垃圾投放点，摆放了几十个垃圾桶，脏乱差。在社会公益组织的奔走下，被改造成一个固定的垃圾箱房，由专人管理，不仅整洁一新，外墙还画上了彩绘。

　　接下来的事，让不少人大吃一惊：到了夏天，由于管理得好，没什么异味，垃圾箱房旁的空地竟成了小区居民的“公共客厅”。一些居民扔完垃圾，没什么事，就坐在门卫师傅搬出来的各式板凳上，抽烟、喝茶、聊天、打羽毛球。其他的居民来扔垃圾，一看这么多人坐着，一旁又有管理员劝导，很快养成了分类的好习惯。

　　原来，这个社区的居民大部分是本地动迁户，从附近几个村整体搬迁而来，以前经常聚在一起“嘎三胡”。搬新家后，一直没找到公共空间，没想到因为垃圾箱房改造而“歪打正着”。

　　有些公共空间是用无形的群体压力来倒逼居民做到垃圾分类，有些公共空间则更加“高级”：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的好处，激发他们内心的认同感，从而构建起强大的情感关联，主动自觉地去做垃圾分类。

　　静安区悠和家园就是一例，在社会公益组织的指导下，原本破旧的垃圾箱房被改造成带有屋顶花园和“一米菜田”的“悠和绿站”。居民可以拿着湿垃圾堆肥而成的有机介质来种花种菜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不少居民扔完垃圾，愿意到屋顶花园松松土、聊聊天，还能领到垃圾箱房种出的蔬果、鲜花。很多不认识的人借助垃圾分类彼此认识，并且更加“痴迷”于垃圾分类和各类衍生活动。

　　“其实，打造公共空间来促进垃圾分类的灵感，源于以前遇到的矛盾。”郝利琼表示，一些楼层较高的社区，为了试点垃圾定时定点投放，必须撤走楼层里的垃圾桶，又或者在小区空地上增设一个垃圾箱房，这些“敏感”行为往往引发居民强烈反应。不过，通过一次次协调，她们发现，当居委会、物业、业委会、居民等各方坐在一起，把问题摊在台面上多次充分沟通后，多数情况下，是可以彼此理解，达成一致的。所以，解决垃圾分类方面的问题，需要“面对面”，而打造一个公共空间就是促成“面对面”的有效途径。

　　增强社区居民“参与感”

　　不少专家抱有这样的观点：生活垃圾分类将是中国社区自治肌理形成的“敲门砖”。这并非言过其实，在社会公益组织的引导下，一些社区已经开始尝试用生活垃圾分类来“点燃”居民自治的热情。

　　在惠工新村，有一项“银杏助老计划”，每月两次从社区居民处收集而来的可回收物，由霏霖公益变现后，交还给小区自管会，定向捐赠给困难老人。

　　如今，一个升级版的“银杏助老计划”正逐步被复制推广到其他社区。在泰东、汇东小区，霏霖公益正结合垃圾分类做一个社区自治的试验：依旧是每月两次从社区居民处收集可回收物，但如果居民按照废塑料、废纸、废铝罐、废弃电子产品等分类进一步细分了可回收物，每次可从志愿者处领取一枚“粉红币”，借助这枚“粉红币”，居民可以在社区内行使一个公益项目的投票权。

　　在霏霖公益的办公室，记者看到了两个透明的“投票管”。周美峰告诉记者，假设泰东、汇东小区每个季度要开展一项社区公益活动，那么就要在征询居民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活动预算的实际情况（预算来自居民交投的可回收物变现），挑出两个备选方案，让持有“粉红币”的居民投票。最终哪根“投票管”里的“粉红币”多，就开展对应的公益活动。

　　“是慰问孤老，还是给车管会的志愿者采购棉背心，决定权在于对垃圾分类作出贡献的居民。”周美峰表示，虽然这些都是“小事”，但这样的形式可以增强居民在垃圾分类上的参与感，让他们觉得垃圾分类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，同时也让垃圾分类成为社区自治的一个切入点。她们将在试点成熟后，将“粉红币”推广到更多社区，推进垃圾分类和社区自治，一举两得。

　　“总体而言，整个社会的意识这几年有了很大变化，我们进入社区开展工作的阻力小了很多。”郝利琼自信地表示，社会公益组织将来能在垃圾分类上更有作为。

　　一组数据也间接地证明，各方力量促进垃圾分类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以垃圾产量较高的7月为例，2016年该月上海日均处理湿垃圾约2400吨，而今年同期的日均处理量增长了10%，显示垃圾分类得到了有力执行，更多湿垃圾被分离了出来。